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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9 14:49栏目: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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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葛剑雄,有着罕见的人生浓度。在北京,记者见到了这位新当选的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导……细论起来,连葛剑雄自己也不清楚发表了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学术成果,又到过世界多少地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位在学术界有口皆碑的人文学者,经常在外“闯荡”。从非洲到南极、从埃及到阿富汗,葛剑雄的足迹遍及全球,“20多年来,起码用掉了10多本护照”。 也因此,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也能不期而遇。“行路是广义的,其实就是实践,了解社会。”葛剑雄主要研究方向是历史地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研究历史中的自然地理和当时的社会人文,“复原时间和空间的真相”。“很多对文化的比较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只有到了实地,你才有最深刻的认识。”葛剑雄笑称,自己去的常是“穷乡僻壤”、记录的都是风土人情,旅程虽艰苦,知识积淀却极丰厚。去南极的那次,葛剑雄和中国南极考察队的队员们一起敲冰除雪开路、铲锈、刷油漆、清除垃圾。一次帮厨时,正好有一批来访的德国科学家留下用餐,葛剑雄给他们指点用自助餐,一位德国客人惊奇地问:“你们的厨师怎么能说这么好的英文?”这使他意外地成为长城站的首席翻译。这次来北京,葛剑雄精心准备了不少的提案与建议,涉及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所谓知识分子,既不能做书呆子,也不能做伪君子。”葛剑雄笑着向记者强调,“我有看法就一定要说,讲对了有利于社会进步,讲错了还有大家指正嘛。”

葛剑雄:在行走中阅读与探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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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复旦大学资深教授葛剑雄,许多介绍词中都注明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其实,葛剑雄的研究方向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从专业分类上来讲属于地理学。尽管跟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他还是十分认真地解释,自己并不是纯粹的历史学者。

除了这个原因,他的非典型性形象还体现在——他不停地行走。几十年来,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去寻找历史文献以外的答案。其间,不仅有正式的学术研究,还借助了许多业余的考察和旅行活动。

他到过南极和北极,上过西藏高原最高处阿里,在70岁高龄时登乞力马扎罗山……在他的新书——《四极日记》中,葛剑雄展现的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行者。

葛剑雄从小生活在浙江吴兴县的一个小镇——南浔镇,在他12岁举家迁居上海之前,他从未走出过那个镇子。又过了11年,葛剑雄在33岁的时候才以高中学历考上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此前,他做了很长时间的中学教师。

“凡是没有去过的地方我都想去,越是难去的地方我越想去。”葛剑雄直到36岁时才第一次乘上飞机,第一次出国已经40岁了。所以,他认为自己比很多人都“出发”得晚。

但这并不妨碍他行走的广度。年复一年,他每年都会在地图上添上几条新的旅行路线。

从一个历史地理学者的角度,葛剑雄明白,在人类早期,走出去大多是出于生存的需要。有的往往是自发的、盲目的,具有随遇而安的特点。有的人群是因为生存环境恶化,就会继续这样的迁移。

“但更重要的是,探险和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有关,那就是好奇心。”

好奇,会驱使一些人临时离开自己的居住地,去体验外界的生活,享受旅行的乐趣,探索自然的奥秘,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葛剑雄看来,相较于前者,这种探险是主动的,追求的是纯粹的精神生活,而非功利的,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巨大。

2000年12月7日,葛剑雄加入了中国第17次南极考察队。但他并不是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专业考察人员、考察站建造或维修人员,也不是旅游者、记者、摄影师,而是以一位人文学者的身份去到南极。

由于暴风雪持续肆虐,他坐在屋子里,望着窗外思考:为什么中国直到16世纪才出了一位地理学家和旅行探险家徐霞客?为什么近600年前,郑和七次下西洋既没有导致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也没有给中国留下遗产?为什么发达而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培育不出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

或许历史地理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

东亚大陆为中国早期历史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蒙古高原、欧亚草原、戈壁沙漠、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和太平洋、印度洋既形成了天然的地理障碍,也成为广阔的回旋余地。所以从总体上说,古代中国人缺少外向发展的需要和动力。另外,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封闭社会,大大压抑了人们探索的天性。

因此,今时今日,每每在自己的演讲、文章里,葛剑雄都鼓励自己的学生、年轻人保持旺盛的好奇心,尊重个人走出去的欲望,不依照常规发展。“这才是创造的必经之路。”

阅读历史是为了解过去的事实,而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今后也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历史。有些历史场景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此一次。

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葛剑雄正在美国。事件发生后,美国所有电视节目开始反复播放相关内容,停止一切广告。他第一时间看到了媒体采访老航天员、遇难者家属,以及里根总统面向全国小学生的讲话。他也是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那里的老百姓统一的价值观和坚定的信念。

1990年,中国组织史学代表团去参加西班牙马德里的研究大会。葛剑雄不太幸运,需要自筹经费前往,无奈只好选择最便宜的出行方法——坐火车。但又幸运的是,当时正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期,他一路用了十几天辗转从中国到莫斯科、东西德,最后到达西班牙,回程继续绕行。在那个过程中,他见证了的东西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2003年,他在北非走访了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利比亚、苏丹、埃及、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等国家,采访了许多政要人物。然而政治风云变幻,他每每想起当年那些采访对象,感受越发复杂。

“历史是需要有人在场的。但如果你不走出去,就永远不可能参与历史。”葛剑雄说。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获取都变成了一件可实现的事,理论上,待在家里我们就可以随时见证各地的历史。

但他认为,人们相较于所依赖的信息技术本身,是被动接受的,只有依靠自己的双腿、双眼,调动全身的感受器,才可能在此时此刻主动发现存在于自己独特视角下的历史。

而在实践中接近历史,带给人的思考和启发也是不同于书本或者其他工具的。

葛剑雄表示,研究南极洲的地图或世界地图的南极部分,可以看到,几乎所有地名都是以西方人命名的。每一个地名都是一篇发现、探险、考察或扩张的记录,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南极洲西方人占尽了先机,所以由他们填充了地图上的空白。

直到1985年,中国在南极地图上才有了第一个地名——长城站。此后一些中国地名所代表的地域范围都很小,在一般比例尺的地图上是无法显示的,更不可能出现在世界地图上。

地图的尴尬让葛剑雄不无感慨:“历史无法改变,只能从未来去争取。”

葛剑雄有行走的习惯,还时常用文字分享他的见闻和思考,这也是很多学生们了解、熟悉他的重要途径。

在一次研究生的招考中,一位学生之所以选择他的专业,其实是奔着南极去的。葛剑雄坦言,这恐怕会令人失望。因为这些机会,往往都是偶然的。

除了学术工作,这些年,葛剑雄的足迹之所以遍及全球,更为重要的是他抓住了一切可行的方式,搭各种便车,比如受出版社邀请、与媒体合作等,按他的话说,“纯靠自己主动争取”。

争取这些机会需要具备几个条件。

2014年12月是葛剑雄70岁生日,作为生日礼物,女儿送给了他一次旅行,登海拔5896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因为2003年,葛剑雄曾与这个非洲之极失之交臂。

在这个年龄,想要登顶世界高峰,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体检之后,他的心血管系统、肺功能都保持在非常健康的状态。

因此,身体足够“自在”才能支持一趟又一趟的远行。

其次,必须具备多种专业、非专业的能力。

1987年7月的西藏阿里之行,是一位对西藏文化极有兴趣还颇有研究的美国企业家提供的机会。葛剑雄的历史地理背景对他的考察有用,而且还可以充当翻译。

而他的南极之行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出版社想出版一本有关南极人文方面的图书。葛剑雄之所以合适,不外乎能走、能写。有意思的是,因为精通英语,葛剑雄还一度成为了长城站的首席翻译。

再比如,他受邀作为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拍摄《走进非洲》时的嘉宾主持,一方面在于自己的专业背景、英语沟通能力,同时也因为对媒体较为熟悉。

“所以,充实自己,提升各种能力,才能为赢得更多机会做好准备。”葛剑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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