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钱穆,钱穆讲课

2019-09-21 17:06栏目: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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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钱穆北上,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授中国上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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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京大学有自由讲学的传统,教师讲课不一定按学校课程所规定的内容讲授,只要你见解深刻,言之成理,也会得到学生的欢迎。钱穆浸润先秦诸子十余年,以《纪年》订《史记》之误,多有心得,他讲的战国史别具一格。

钱穆先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六月初九(7月30日)生于江苏无锡,于1990年8月30日卒于台北,享年96岁。这位世纪老人以其博学精思、著作等身而享誉世界,是本世纪中国不可多得的一位国学大师、著名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

当年在历史系读书的何兹全后来回忆道:“钱先生讲课,很有声势,也很有特点。虽然一口无锡方言,不怎么好懂,但仍然吸引人。我听过他的先秦史、秦汉史。他讲先秦史,倒着讲,先讲战国,再往上讲春秋、西周。我听他一年课,战国讲完,也就到学年结束了。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

钱先生字宾四,民元(1912年)改名穆。钱家世居江苏省无锡县南延祥乡啸傲泾七房桥村。七房桥以钱家先世七房受名。钱穆曾祖绣屏为国学生,祖父鞠如为邑生。祖父治五经和《史记》。穆父承沛,字季臣,幼时有神童的美称,16岁时县试,考取第一名为秀才,由于身体多病,未求取功名。母蔡氏,乡里称淑德。钱穆有一兄一姐两弟。

王玉哲也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中回忆说:“在北大历史系讲中国上古史课的,是当时古史名家钱穆先生。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讲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七岁入私塾,十岁进无锡荡口镇私立果育小学。四年间得到良师钱伯圭、华倩朔、华紫翔、华山、顾子重等先生的民族精神、人文素养的启发、获益匪浅。钱穆十二岁时遭父丧,家徒壁立,靠本族怀海义庄抚恤为生。他十三岁考入常州府中学堂,深受校长(时称监督)屠孝宽的爱护。历史、地理老师吕思勉的教诲对钱穆影响很大。1910年冬钱穆因故退学,次春转入南京钟英中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学校被迫解散,钱穆辍学回乡,从此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开始了乡间教书的生涯。

钱穆在北京大学讲授上古史的同时,又主讲秦汉史,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课时,也讲授这门课程,深得各校学生的欢迎。据他的学生李埏回忆,1936年下半年,钱穆在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讲授秦汉史。当时听者云集,座无虚席,偌大的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整个学期,钱穆“从未请过一次假,也没有过迟到、早退。每上课,铃声犹未落,便开始讲,没有一句题外话。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国学宗师钱穆》陈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1912年,钱穆十八岁,任教秦家水渠三兼小学。次年任教鸿模小学(其前身为果育小学),教高小国文、史地课程。他研读《孟子》、《史记》和毛大可的《四书改错》,又喜读《东方杂志》和严译数种。时钱穆以未上大学为憾,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文史通义》,即求其书读之。他又读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因其为北京大学教本,故读之甚勤。他后来著《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

 

1914年夏,钱穆任教设于梅村镇的无锡县第四高等小学,同时兼任鸿模小学的课。一年后才专在县四高小任教。在繁忙的教书工作之余,坚持读书,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钱穆授《论语》课,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成《论语文解》。是书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是钱氏之第一部著作。又读《墨子》,发现多处伪误,成《读墨解》。后询悉孙诒让有《墨子诂》,才自知孤陋,于孙书逐字细读,并自此留心清代考据之学。钱穆因读严译《穆勒名学》有得,故对孙氏解《墨经》之未尽惬意处,逐条改写,成《墨经解》。1917年秋,钱穆完婚。1918年是钱穆读书静坐最专最勤的一年。1919年秋天,钱穆任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校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企望通过与幼童接触,改革教法,并试一试白话文对幼童初学的利弊得失。此期间得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是他以后写《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

1922年秋,钱穆辞去后宅小学校长及泰伯市图书馆长之职,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任教。不到一个月,应施之勉教务长之聘,到厦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与师范部毕业班国文教师。1923年,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资深教席钱基博先生荐钱穆至同校任教。学校旧例,国文教师随班递升,国文一科外,每年必另开一课(第一至四年分别开文字学、《论语》、《孟子》、《国学概论》,教者自编讲义)。钱氏的《六书大义》、《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国学概论》即编撰于斯,后三种均出版。

1927年秋,钱穆执教苏州省立中学,任最高班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为全校国文课主任教席。1928年春为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作《墨子》和《王守仁》。是年夏秋之际,钱穆的原配夫人及新生婴儿相继去世。他的长兄声一先生赶回家帮助料理后事,因劳伤过渡,旧病突发,不幸也病逝。两月之内,连遭三丧。

钱穆在苏州中学期间,课外主要研究工作为撰写《先秦诸子系年》。1929年,钱穆与张一贯结婚。是年,顾颉刚、胡适相继来苏中演讲,钱穆得以与顾、胡相交。顾颉刚读到《系年》初稿,建议钱氏到大学教历史,并向中山大学推荐。钱氏虽获中大致聘,但苏中校长汪懋祖恳请钱再留一年,逐不果行。钱与蒙文通曾通信论学。1930年蒙文通在南京讲学,曾来苏州与钱相见,畅谈数日。蒙文通赞誉钱之《系年》可与顾享林诸前贤的论著相媲美,认为“乾嘉以来,少其匹矣”。

由于顾颉刚的推荐,1930年秋,钱穆得以任北平燕京大学讲师,讲授国文,时年三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几十年的大学教书生涯。是秋,恰逢刊载了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一文的《燕京学报》第七期出版,此文亦系顾颉刚先一年所约。是文批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承袭刘逢禄今文经学家关于刘歆伪造经书《春秋左传》等不实之言,列二十八事,考据确凿,详实可信。此文既出,学林推服,胡适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

1931年夏,钱穆始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清华亦请兼课。他在北大教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另开一门选修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大讲学自由,历史系各教授同时开出的上古史方面的课程有八门之多,意趣各异。故钱穆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北方学风浓厚,教授之讲义稿,任校内外人士向讲义室预定,往往教者未讲而讲义已流传校外,众相讨论。

翌年,北大教授钱穆开出选修课“中国政治制度史”。当时历史系负责人认为,中国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专制,现在已改为民国,对以前政治制度不必再作研究。钱穆则认为研究历史,对于以前政治如何是专制,应该知道。当时法学院院长周炳霖鼓励政治系全体同学选修这一课程。后来历史系同学也来旁听。当时中国通史为部定必修课程,1933年秋,傅斯年与同仁集议,以为国难方亟,当编刊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通史课本,藉以唤醒国魂,御侮救国。北大通史课向来分聘北京史学界名家共同担任讲席,钱穆也分讲一席。他认为通史课多人讲授,不相通贯,殊失通史意义,遂提议由一人独讲,贯穿始终。通史课后改由钱穆一人承担,一学年讲完,没有间断。学校特为他专置一助教。此课为文学院新生必修课,加有高年级和其他院校学生旁听,每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诸生聆听钱先生的课,感奋不已。此时,他在北大的课程改为上古史、秦汉史和通史三门。当年在北大,上课最叫座的教授,一说有二人,一说有三人,两说中都有钱先生,能与钱先生媲美的只有胡适一人。

相对于过去在中学任教,钱穆在北大期间,课余多暇、生活安定。他利用北京书籍资料借购的便利和学人之间切磋交流学问等缘会,潜心修订、增补《先秦诸子系年》,1933年秋得以完稿,1935年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稿含考辨专文一百六十余篇,通考四篇,附表三张。前人考证诸子年世,多依据《史记》中的《六国年表》,然《六国年表》颇多缺误。钱穆通过研究汲冢之《竹书纪年》,厘订其今传世本的误讹,然后以此来订正《史记》中的伪误和注释的抵牾,同时又遍考诸子之书,参证诸子之行谊及六国政事、年代、山川地理等,定世排年,疏证细密。春秋战国之际的史料向来难以考徵,钱穆这一伟著使读者对复杂的先秦学术史、政治史有了明晰的认识。这是钱穆功力深厚的代表作之一。学界对这一杰作评价很高,陈寅恪推崇是书“极精湛”,“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

1937年5月,钱穆的又一代表巨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作者在北大上课之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是书批评近代学者把汉学与宋学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不了解宋学,也就不能知道汉学,更无法评论汉宋之是非。他把清代学术的渊源上溯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三大儒,乃至宋学,指出清代汉学诸家与宋代学术休戚相关。顾、黄、王开清代汉宋两流派,其中有交涉,有孤往。是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侧重论述每一代表人物的论学思想主旨,指出诸学者对于天下治乱用心之所在。过去学者论清代学术,只强调考证,钱穆不仅重考证,尤重义理致用和终极信念。特别是作者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讲授此课,借此而抒发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批评全盘西化等似是而非之论。杨树达先生盛赞此书为“佳书”,肯定作者“注重实践”,“严夷夏之防”。

抗战前七年在北平,先生任教于北大,又兼清华、燕大、师大等学校的课。当时北平人文荟萃,钱穆有幸结识了许多学者。除顾颉刚、蒙文通、胡适前在苏州已相识外,新交有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冯友兰、陈寅恪、吴宓、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吴承仕、陈垣、孟森、马衡、傅斯年、萧公权、刘文典、杨树达、余嘉锡、闻一多、周炳霖、容庚、容肇祖、向达、吴其昌、贺昌群及由南京来游者缪凤林、张其昀等数十人。而顾、汤、蒙与钱交谊最笃。这些学人各有所长,世局虽艰,而均能埋首著书,学业有成。在此期间,钱穆常去琉璃厂、隆福寺访寻故籍,自谓为平生一大快事。所得薪金,除菜米外,尽耗于此。他先后购书五万册,有不少秘笈,惜“七七”事变后无力迁藏,遂致散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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