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为什么还没有国际化,小国的痛苦和大

2019-09-17 13:07栏目:院方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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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的企业为什么还没有表现得像它的经济那样出色的一个原因。但那个分析主要是建立在对企业本身的考察基础上的。那篇文章着重讨论了真正有效率的企业家的企业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所面临的困难以及难以迅速做强做大的体制问题。本文对这个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但讨论的角度不同。具体来说,本文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处于一个特殊的工业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企业的国际化不是一个优先的选择,也缺乏国际的需要。为什么?中国企业的成长已经与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60-70年代的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尤其是日本和韩国)在企业成长的道路上表现出了不同的模式。简单地说,日本和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基本上是遵循了传统的工业化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这个阶段上,日本、韩国的企业把产品(后来是投资)的国际化作为优先选择的战略,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清楚地知道,要在国际的市场(主要是美国)和商品的出口上占领“制高点”,就必须鼓励企业推行国际战略,塑造自己的国际化的企业和品牌。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企业和韩国企业,均为那个时候执行企业国际化成长战略的结果。1978年以后,尤其是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虽然在基本战略上也是沿循了工业化和贸易促进的战略,但与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却在事实上发展了“转口贸易”为主的增长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中国大量和持续吸纳了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它们在中国办厂或者将生产基地从母国转移到中国。现在累计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即我们所统计的实际利用额)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有大约50万家外资企业在中国制造产品,其中大多数企业在中国的加工或者组装产品是以出口为主的。这样一个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转口贸易”模式的结果是什么呢?其结果至少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以大量吸收和使用廉价劳动力为技术特征的工业化过程发生了,工业化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尽管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巨大消费市场,但对外资来说,中国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更为主要。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菲利普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选择向中国市场进军的商业战略的时候,荷兰的这个著名跨国公司制定的是一个让任何人都确信不疑的战略:向超过10亿人的中国推销产品。但今天的结果却是,中国没有成为菲利普公司的市场,而是成了菲利普公司制造产品、然后销到世界其他地区的海外工厂。当前,由于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和其他制造业企业的进入,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世界上第四大工业品的制造中心。第二,加工贸易(而不是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获得了超常规的增长,贸易在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即所谓的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2003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8000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比(即贸易依存度)已经超过了60%。贸易依存度的飙升真实反映了按照美元计算的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走低的趋势,这意味着中国的贸易条件在不断的改变中。贸易条件的改变自然是导致按美元计算的GDP增长慢于贸易增长的主要原因。超常规的贸易增长尽管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中国现有的汇率机制和资本控制的条件下却会逐步导致中国经济的外部不平衡,形成大量与美国、欧洲和东亚的贸易摩擦与纠纷,从而使中国在未来可以获得的增长环境不是改善而是恶化。必须指出的是,今天与10年前有很大不同的是,谈论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我们在今天必须要有国际视角了。第三,尽管中国的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表现出色,但由于外资企业以加工或转口加工贸易方式主导了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国自己的企业并没有真正“起飞”和获得国际化的机会。在中国制造的出口产品绝大多数还是国际知名的品牌,除了一些传统的纺织和机电产品之外,在国际市场上难见中国自己的企业和自己的品牌。在这方面,海尔和格兰仕可能是一个例外。最近,关于印度经济的表现正在引起国际的关注。人们在猜测,印度会不会成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虽然印度的经济总量还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这些年来印度的经济保持着6%-7%的增长率。而令某些经济学家看好印度经济前景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它的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不过,尽管印度确实有很多国际上知名的企业,这并不表明印度的企业已经开始了国际化的战略。企业的国际化不仅仅是指其产品的国际化(国际品牌战略和营销战略),还包括生产和投资的国际化战略。而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是否成为企业的战略选择,主要应该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对于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低收入国家,经济的增长是最优先的战略选择。为了实现这个增长的目标,与在中国类似,印度的加工贸易也发展很快,只是印度的加工贸易多以跨国企业或境外企业的外包为主,而不是以外商直接投资于印度为主。尽管如此,中国和印度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实现人均收入提高上的努力是一致的。以上我们对20年来中国的企业为什么没有走向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做了初步分析。我们的分析给出了一个有所不同的角度,因为在我们的分析里面没有涉及到企业自身的因素,而是把这个问题放到了中国独特的贸易模式这个大的背景下去审视了。当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缓慢也会与我们的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我们的企业管理体制有关系。例如,我们有国有企业这个特殊制度,我们的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得到政策和金融上的足够支持,企业家精神长期受到抑制等等。这些因素毫无疑问是相关的,但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是主要的。从根本上说,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是我们国内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或者达到某个高位后的结果而不是前提。在目前、乃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企业的国际化还不可能是中国企业的优先选择。中国要保持GDP的高速增长,当然就要要素投入的推动,包括加工贸易的持续扩张,这是因为在目前的收入水平下我们国内还有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以投入到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包括还有大量的表面上就业而实际上还处于隐性失业的劳动力资源有待重新就业。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能不能走向全面的国际化自然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企业(包括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能不能充分地使用和吸收我们的劳动力资源来逐步提高我们的GDP和人均收入。当我们还能够依赖我们的巨大闲置资源更快地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时候,首要的任务理应是保持GDP的高速增长,而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鼓励企业走出中国。最近两年来,我们也注意到,中国要在未来持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条件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利于我们的增长策略。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总是被人们问起:我们现有的加工贸易模式和增长方式还能维持多久。的确,在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的进程中,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看起来也部分地与外部经济关系的平衡要求或调整有一定的联系。中国现在的加工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战略成型于上世纪90年代,而那个时候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外部(国际)经济的基本平衡。90年代后期以来,一系列的重大事件陆续出现,首先是东亚的货币危机,其次是欧元区的形成和欧元对美元的挑战,第三是美国股市在世纪末的动荡,最后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WTO。现在看来,这些事件开始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外部条件。由于这些事件的发生,国际经济关系的平衡有开始被逐步打破的苗头。美国的经济陷入一定的萧条,全球性的通货紧缩尚未摆脱。在这个全球经济大变局的背景下,一枝独秀的中国经济开始被更多地视为挑战。随着美国的经济出现严重的不平衡,经常项目的赤字和财政亏空创下万亿美元的历史记录,中国和亚洲在国际经济利益格局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开始受到重新审视。这些都可能预示着,未来数年一个新的走向国际经济平衡或者重新实现均衡的努力已经或者即将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为了实现国际经济格局的重新均衡,日本经济最终做出了调整。难道下一个要做出调整的是中国?我并不太悲观。美国经济目前的失衡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和贸易扩张导致的。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GDP来讲可谓微不足道,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对美国的经济是做出了贡献而不是相反。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持续增长会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贡献。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日本、韩国、东盟和美国近来的经济复苏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增长。就中国自身来说,随着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我们在汇率机制、资本控制、国际收支、贸易扩张乃至金融自由化的程度等方面做出一定范围的政策调整和逐步走向一定的弹性,也是必要的。但这些调整并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在吸纳国际资本的投资和贸易增长的模式,并不根本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相对优势和竞争优势。更进一步看,我们在金融改革和国有企业的股权重组方面获得的重大进展,将会释放出更大的增长能量和空间,中国的经济只会更健康地持续增长。

直到去年为止,越南紧跟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二位高速经济增长的神话。它的产业结构也与中国雷同,沿承着东亚经济发展的模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低附加价值的服务业占主导地位。它的迅速发展同样仰仗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和对外开放战略的积极实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东亚国家之间由于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雷同性,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以它明显的工业化积累和经济规模的优势还是保持着最强的发展势头;而越南则以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的比较优势,紧随其后,不断在向世界展示它“后发”的追赶优势。比如,越南人口的识字普及率高达94%,超过中国的85%和印度的65%;由于战争等原因,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在24-25岁之间,劳动力的丰富程度凌驾于闹“民工荒”的中国之上。而工资水平,单纯的劳动者只有中国的2/3,技术劳动者中国更是超过越南2.2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这几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它们同样做着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也主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为了在亚洲快速“挤进”小康国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断推出更加积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流入——它不仅同中国一样,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通过金融开放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融资的交易成本。 因此,从表面上看,越南延续着东亚发展的模式,而且,又吸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成功经验,所以,此前一直保持着高增长、高就业和人均收入水平明显改善的良好表现。那么,为什么这种良好的基本面会导致货币和金融危机,它的爆发是否就预示着东亚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外向依存型经济结构的不可持续性?至少从今天外汇占款所引起的中国流动性过剩和越南陷入货币危机的困境中,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确实不少。 首先,汇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区别于没有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对东亚国家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金融压抑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运转机制,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对金融风险进行监控的能力。比如,中国和越南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它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金融压抑就是这种思维的具体反映),却忽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需求。因此,一旦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出于保值的功能,进入了一个功能缺失(往往因为最基本的价格发现功能的丧失而引起其他金融功能的扭曲)的金融体系,就很容易爆发资产泡沫,产生强烈的财富膨胀的市场预期和追逐价值增长的投机行为。尤其是目前输入型通胀的恶化,更加速了这种追逐金融资产价值以对冲购买力下降的投资行为的扩张,从而这也就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当然,资产泡沫发生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这一种子一定会发芽结“果”,越南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还必须具备其他的金融脆弱性问题。 其次,国际收支不均衡(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处理方法选择不当,不仅不会改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只会降低本国抵御外部投机冲击的能力。越南为了尽快缩短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不断在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来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虽然它也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像中国那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而模仿日本和东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大量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工业原材料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但是,这一做法却扩大了贸易逆差,削弱了政府利用厚实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投机资本寻求一本万利的“冲动”。事实上,这一点,又重蹈了1997年东亚危机前受害国家的覆辙,带来了它今天因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遭遇的“小国的痛苦”。相反中国政府,却重视外汇储备对本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它顶住贸易摩擦的压力来维持出口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主权基金或国内企业或机构的海外运作或投资来重视资产价值的保值功能。可惜这一战略是出于中国这一“大国”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诱导为“大国的威胁”。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一进(出口带进的外汇)一出(海外财富增值)的问题,那么,就会因为经济增长放慢或流动性过剩所引起的资产和价格的泡沫而断送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长奇迹”。这恰恰是中国今天作为经济大国的最大烦恼。 第三,东亚的比较优势和所选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绝对不能在金融体制改革上急功近利。如果,过早的因为吸引外资而急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开放,那么,一旦基本面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出现恶化的趋势,资金走向就会背离实体经济发展,此时国内的金融体系和监管机制如果再不能抵挡由此带来的大规模的短期资本流入和无法预料的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切条件就完全具备!而且,危机后重建家园的自理能力,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而变得异常艰难,恢复得快与慢只能取决于危机后外部环境的好与坏。尤其是这种发展模式的经济大国受到危机冲击后的损害程度会更加明显,恢复起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漫长的经济不景气就是最好的案例。而越南正是过早和过度地开放资本账户,所以,当成本推动型的通胀程度日益恶化的时候,政府的价格(汇率和利率)调整能力十分有限,另外,开放度过高,也超越了政府(数量)调控和监管的能力。游资(基本面恶化时健康的资本也会出于自我保护的商业本能而加入主宰市场的游资大军)很容易利用越南扭曲的金融体系来获取“无风险”的收益。我们看到股市大跌和汇市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正是投机资本猖獗的具体表现。而通胀进一步高腾,失业率增加,投资放慢和经济增长减速则是危机对实体经济冲击的惨痛结果。中国没有放开资本账户,虽然热钱涌入在加剧,但是大规模获利回吐的交易成本和监管风险要比越南大得多。在我们自身庆幸越南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效应有限的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亚洲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怎样才能持续?总之,笔者感到东亚模式的“胜算”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应该加快结构调整——通过一个由健全的金融体系所支撑的内需主导的国内市场来缓解我们对外高度依存的经济结构,从而保证我们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今天越南的事态还在发展,危机收敛和放大的可能性同时存在。但是,我们已经有东亚危机的深刻教训,而且,已经在区域金融合作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所以这次危机的处理能力一定会大大加强。因为,东亚发展模式的致命弱点就在于金融的脆弱性,所以,就更需要东亚地区的金融合作来跨越本国受到外部冲击后所表现出来的有限的抵御能力,从而战胜外部投机资本的挑战,提高政府干预市场的威信和效率。如果这一合作,在这次危机处理中,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那么,反过来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合作模式,就更加会促使东亚各个国家加快本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模式的改革步伐。

(孙立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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